——评吴娱玉《西方理论中的中国》

“西方理论”广义上指的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念，狭义是指西方的20世纪以来的文艺理论。西方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五花八门，立场与价值取向多元。但就文化领域而言，西方理论在中国产生最多影响的，是具有左翼倾向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和各种“后学”，即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巨大，其接受、变异、转换的过程，牵涉到中国的走向或命运。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自1949年以来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此外几乎所有现代化的理论，都是来自西方。回顾中国三十多年来的人文社科发展轨迹，似可发现“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这个特征。这跟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完全吻合，并且高度一致。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是借鉴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来推动中国前进的。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早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无不循着这一“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轨迹而行。所谓中国“强大的近现代本土传统”，其思维与话语范式实际上也都来源于西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风云激荡。这一阶段的最大特征，就是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问题都重新提出来争论，通过西方的新理论、新观点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话语体系。当代中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如现代性、传统与现代、伦理与法制、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个人自由与人权、市场竞争与社会公平等，均由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通过夹译夹叙又夹议的文风，在中国大地推进，成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现状最有针对性、最富问题意识的论点。可以说，没有这批学者的思想创新和学术创新，中国当代学术的基础也就无从谈起。

到了九十年代，一度叱咤风云的中国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迅速从社会舞台的中心消遁。在这一阶段，“后学”打头的西方理论纷纷登场，迅速取代了八十年代的以西方启蒙时代古典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化反思。中国一方面跟西方“后学”接轨，似乎中国也跨越了“前现代”、“现代”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后现代”。另一方面，如李泽厚所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科建设的需求、学术论文生产线的出现、项目驱动型而非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方向，成为今天中国的学术现状，更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大背景、大环境。中国从2001加入WTO以来，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GDP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全球崛起势不可挡。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意识也日益高涨。最近几年来，中国特殊论或例外论（在学术界往往以“中国主体性”、“中国问题意识”等呈现）的论述增多，往往以来自西方的普世主义论述为批驳对象。这些西方论述当然包括了种种后学理论。

吴娱玉作为学术新秀，近年来在中国文论界崭露头角。在重要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了许多篇论文，主题就是西方理论与中国关系，本书更直指西方（后殖民）理论中的中国问题。本书是她近年论文的集录，但有一个鲜明连贯的主题，脉络清晰，思路明确，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方方面面，条分缕析，许多洞见。由于是论文的合辑，保持了十分鲜活的问题意识和思辨锋芒，比起长篇大论的专著来，更贴近当下知识与思想的走向。本书的主题是后殖民理论。吴娱玉在绪论中认为，“在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诸多流派中，后殖民主义可能是与中国的关系最为紧密、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理论流派。”其原因是地缘文化的：“中国，是萨义德“东方主义”涉及到的远东，是詹姆逊、德里克“第三世界”涵盖下的亚非拉，也是斯皮瓦克“属下”理论所关注的底层，”“所以，中国学界在对后殖民理论接受时，最容易产生共鸣，亲近感也最为强烈。”本书要追究的问题是：“中国作为对象和方法究竟在后殖民理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何种作用？中国文化又是如何在后殖民理论中存活、变异、生长、运作的，它经历了怎样的理论旅行和接受过程？”

吴娱玉将后殖民理论中的“中国成像”划分为“对象”和“方法”两大类，并进一步细化为“注脚、参照、理论”这三种模式。所谓“中国成像”的意思，大概是指欧美后殖民理论家笔下的中国再现(representation of China)， 盖因“再现”乃后殖民理论的关键问题和概念。“注脚”的提法很生动（还有“括弧”）。在美国后殖民理论宗师萨义德、大咖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笔下，“中国”都是或隐或现、可有可无的注释而已。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和印度人巴巴、斯皮瓦克，对中国不了解，也无甚兴趣，在其理论建构中，中国自然是无足轻重的。德里克治中国现代史出身，詹姆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传人， 对中国充满热情，两人都在杜克大学任教多年（吴书也提到了也在杜克任教的我本人）。所以，他们的后殖民理论（詹姆逊是否算后殖民理论家是另一问题）中的中国再现变为中国参照，甚而“中国理论”与“方法”。这些都是书中熠熠闪光的洞见。当然，提升到理论和方法的高度，不可避免地要回溯到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理论重构，以及阿氏对詹姆逊的决定性影响。这些在本书中都有精彩的分析，这里不赘述，请读者细细揣摩。不过需要指出的，近十几年来詹姆逊在中国是受热捧的西方理论家，常常被归类为后殖民理论之列，但在美国，他却是被正宗后殖民理论学者攻击最厉害的。

中国与美国的理论错位，本来就是西方理论与中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我们都知道，产地美国的后殖民理论，基本没有把中国当成对象。只是中国学界在热情接受该理论时，不无一厢情愿地自己把自己当成了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对象（镜像？成像？）。我们循“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思想轨迹而行，则不难理解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这个来自西方的时尚理论，跟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另两个“后学”同胞兄弟姐妹，泰半是以西方内部的问题为对象和方法，中国既不是研究对象，更不会成为理论和方法的核心。后殖民理论的对象看似是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但“殖民”才是最根本的坐标系，非西方国家经过了西方殖民，自然而然就跟西方产生了密切关联，成为西方内部的问题。而中国这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始终都没有成为西方内部的问题和对象。直到1960年代，从阿尔都塞开始，中国文化革命的理论成为世界文化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大大影响了詹姆逊影响。但这却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在后殖民理论刚刚进入中国时， 我写文章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最关心的,并非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受西方控制与反控制问题,而是在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问题，”也即“西方文化内部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刘康、金衡山：“后殖民主义批评： 从西方到中国”，《文学评论》1998年1期，149-159页）我的文章花了一半的篇幅来讨论后殖民理论与中国的关系。我主要的观点是，一，后殖民批评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话语。这里面最重要的趋向，就是把中国现代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局限于西方的“民族/国族”和“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y) 之中， 认为中国革命的话语结构基本上陷于西方话语的圈套,没有任何突破,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本土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作为来自西方的一种思想理论, 自然也被后殖民主义批评解释成为西方对非西方的知识暴力。二，“后殖民主义又指出了另一个危险,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前一种困境,而拒绝接受西方先进国家的可取之处,将本土经验本质化。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助长这种本土文化的本质化的倾向,把本土和民族文化抬高到绝对本体和本质的层面。后殖民主义的这些倾向,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这两种不同的危险。比如把对先进国家的学习,简单理解成受殖民话语的压迫,就可能导向盲目的关门主义。”（上文156-159页）

二十年过去了，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对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学界有许多讨论和反思。吴玉娱在绪论中提出，“又如中国后殖民理论奉为经典的“民族寓言”，是詹姆逊以第三世界反思西方世界的理论武器，当它进入中国语境时，原有的问题意识被更改，中国学者不加反思就拿来作为增强民族自信的灵丹妙药，变成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武器，殊不知詹姆逊的理论洞见竟然可能变成中国学者的理论盲点。”在当前文化例外论与普世论之争的大氛围内，后殖民理论成为本土经验本质化的支撑，值得警惕。吴玉娱敏锐地看到了各色例外论的本质主义盲点，把握住了当下一个理论前沿的问题：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例外论，是本质主义的回光返照，还是文化相对论、多元文化论的变异？

至于我曾提到的“后殖民批评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话语”，这个话题在二十年前，也仅仅刚出现些苗头，所以我当时语焉不详。但现在已然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成了气候，并对中国本土的研究（学科划分叫“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或许由于前面提到的学科建设与分野、论文生产线、项目导向的原因，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在中国被划归为“文艺学”的学科领域。现当代与文艺学虽然同属中文系（当然外文系也有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但在外文系里并无建制的归属），但相互之间的关联并不密切。就以吴玉娱为例，她原来研究的主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毛泽东延安讲话以来的“红色文学”（一部非常扎实的文学史考证和文本细读的论文）。而毕业后她主要做的研究，都成了文艺学圈里的理论问题了，本书就是最好的例证。但跟她一直十分熟悉的现当代文学，好像又关联不大了。

把话题还是转回到后殖民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在美国汉学圈里，近十余年来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成为比较热门的话题。Sinophone Literature本来是美国英语学术界的说法，后来则有了“华语语系文学”的中文概念，开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圈里流传。中国学者朱寿桐、徐志啸、李林荣等，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新潮话题作出回应。徐志啸提出，“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提出了一个‘华语语系文学’的口号，试图整体笼罩上述概念，从而解决概念混乱、困惑及矛盾。…但实际上，问题依然明显地存在着。表面上看，“华语语系文学”能涵盖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人文学（包含台港澳文学），但仔细推敲，这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实际特指中国本土之外的华人创作的华语文学与文化，以及中国本土之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它的提出，显然是受了域外的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西班牙语语系文学等语系文学的影响。这些语系文学的形成和命名，实际并不包含语系文学的宗主国本身，即语系文学不同于国家文学，它属于由其本国语言的衍生体系派生的产物。”徐文非常尖锐地指出：“这种提法（或谓这个口号的含义）本身，是将西方带有殖民性质的话语模式挪用到东方话语语境之中，是西方学术话语内滋生的东西，不应该套搬挪用于东方中国。…所谓的‘华语语系文学’，不仅无法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的矛盾，还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对立，它客观上完全排除了中国本土的汉语文学。”(徐志啸，“‘汉学新文学’的是与非”，《南国学术》2017年7卷1期，140-146页) 李林荣将美国华裔学者史书美和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论点做了认真的梳理，他的结论跟徐志啸几乎一样：“这两条路（史书美和王德威）的基本取向相似，都是要背离尊奉本土华语为唯一正统的文学价值体系。”（李林荣，“透视‘华语语系文学’---在被“祛中心”“反宰制”中启动理论自新”，《文艺报》2017年7月12日第二版）

总之，美国汉学圈现在这股“华语语系文学”潮流，跟后殖民话语如出一辙，完全挪用后殖民理论和方法，“以抵抗所谓‘中国中心主义’和更大范围的‘帝国间性的语言文化连锁建构’为试验场，以推行反离散、反宰制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为目标，以内外并举、全面开花、多边对抗的历史批判和理论挑战为手段”（李林荣，同上）。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及“中华大流散”（Chinese Diaspora, 后殖民理论的关键词之一，在中国大陆语境里称之为“海外华侨”）等等，跟美国人文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思潮正在合流。我二十年前就提出，后殖民批评方法对中国现当代的革命话语、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和遮蔽，可能越来越成为美国汉学小圈子里的话语霸权。现在看来，显然如此。虽然汉学这个小圈子在美国很小很小，但放大到中国，就会很大很大。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之际，种种关于中国的论述。包括“华语语系文学”，也就更值得关注。

吴玉娱的这部著作是对后殖民理论与中国关系的认真反思，主要关注的是后殖民理论自身的问题及其在中国的文艺学领域的影响。我在这里提到的后殖民理论在美国形成汉学的小气候，并影响到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个动向，在本书中并未涉及。我借写序的机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希望受到中国学界同仁的关注，尤其希望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两个圈子的同仁能够合作，共同关注这一系列的问题。文艺学注重理论思辨，现当代文学强调文本批评，两者本来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没有任何理由将他们划分两个圈子，理论与批评的相互映照和借鉴，本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相信本书会给读者很好的启发。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10期

本文作者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北二外特聘讲座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国际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