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有了文学，文学与记忆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既是人类记忆的产物，也是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洪治纲曾说：“写作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永远也无法剥离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双重制约。”[1]中日近现代作家们集体表现出关注记忆的倾向就是一个明证。夏目漱石在作品《心》中借主人公“先生”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品味起来仍觉得十分沉重。「記憶してください、私はこのように生きてきたのです」(请记住，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心》是一部关于记忆的作品，记忆当中有美好的记忆，也有不敢触碰的记忆，不敢触碰的记忆就像一枚定时炸弹时刻发出危险的信号。主人公“先生”就是被记忆压垮了，还好他有敢于说出让他万分痛苦的记忆的勇气，以负责任的态度走完自己的一生。鲁迅作品《故乡》里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对儿时的玩伴闰土的记忆，让我们感受到了记忆与现实的残酷。鲁迅作品中的经典人物都值得我们去记忆，鲁迅塑造这些人物就是希望他们永远被记住，借此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更是以记忆为核心，通过边缘记忆来对抗中心记忆;莫言的作品几乎都是对于过去记忆的复杂呈现，《红高粱》是对祖先的追忆，也是对当下不争气的自我的追认。《丰乳肥臀》是对母亲波澜万丈的人生的追忆，同时也是对永远无法断奶的中国人的深刻剖析。村上春树的文学从处女作《且听风吟》开始基本上都是带着淡淡的感伤和自我调侃来讲述记忆，近年来其作品中关注历史记忆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

　　关注记忆就是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关注过去、现在和未来。大部分近现代文学作品细想起来其实都与记忆有关，作家其实就是与记忆为伴的工匠，将记忆呈现得越精彩作品就越成功。值得一提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的作品的核心主题就是关于个人和群体的记忆和忘却。

　　从古到今，许多哲人都对“记忆”有所论及。柏拉图通过对人的生理和身体的表象的研究来尝试解读记忆。他认为人的记忆充满着个人差别，同时也发现同一个体内部的记忆有清晰的也有模糊的。柏拉图将存储记忆的大脑比作鸟屋，里面关了各种各样的鸟，有喜欢成群结伴的，也有喜欢独处的。只要有意愿就可以随意从鸟屋里取出自己想要的鸟，但由于鸟过多，有时难免会犯错误拿错鸟。而将记忆与时间连在一起加以思考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记忆是区分人和动物的重要标志。其他动物依靠表象和记忆来生活，而人除此以外还拥有经验这个武器，这是动物所不具备的。而人的经验来自于记忆。而且人不仅有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人还拥有了学问和技术。

　　尼采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记忆的力量是区分人与动物的重要标志的思想，他在《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篇中通过记忆和时间的观点说明了人和动物的区别。他以在牧场吃草的牛群为例说明家畜大脑当中没有时间观念，它们和幼小的孩子一样，只知道吃了睡睡了吃，处在一种没有时间概念的盲目的幸福之中。正因为它们拥有了忘却过去的特殊能力才会幸福地活着。当然尼采并不是说动物没有记忆，而是说动物不是时间性的存在。而人恰恰相反，人是时间性的存在，当度过了孩提时代的享受忘却的幸福时光后，人类开始从忘却中被叫醒，而陷入对过去记忆的牢笼，痛苦不堪。人不会忘却过去，记忆这种力量让人患上了无法忘却过去的顽疾。而尼采给人类开出的良方是非历史性存在方式和超历史性存在方式。非历史性存在方式是指要拥有无视妨碍自己行动的过去记忆的勇气;而超历史性存在方式是指改变对历史的解读方式，在过程中不去思考如何救济自我，即放弃所谓追求进步的想法，享受活在当下。

　　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将记忆分为第一次记忆和第二次记忆。第一次记忆不是指记忆的具体细节内容，而是记忆事件行为本身。例如，过去人生当中经历的事情。而第二次记忆是指不受时间限制的具体记忆内容。例如，我们儿时记住的唐诗宋词等，历经数年或数十年都不会被忘记。而成为习惯的第二次记忆渐渐地变成我们的技能，例如，骑自行车，掌握一门外语等等。关于第一次记忆他认为是在无意识的过程中被保存下来的。

　　另外，创伤记忆是弗洛伊德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发现在心理治疗过程中，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心理创伤型的记忆，很容易沉淀下来成为影响现在乃至以后生活的压抑记忆。创伤记忆在世界文学长河中被淋漓尽致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艺术化处理，同时也是文学研究十分关注的对象。

　　关于记忆，一般认为分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两种形式。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以跟个人记忆区分开。集体记忆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对象。广义而言，集体记忆即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这种群体可以是一个宗教集团、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这种记忆可以是分散的、零碎的、口头的，也可以是集中的、官方的、文字的，可以是对最近一个事件的回忆，也可以是对远古祖先事迹的追溯。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社会记忆都可以包含在内。文学作品中的许多文本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展开的。

二

　　接下来通过具体文本来探究中日当代文学中丰富多彩的关于记忆的艺术表现。

　　1. 记忆缺失。

　　记忆缺失是指暂时的或是最终的失去记忆，常常是缘于一次情感上的打击，甚至是创伤。记忆缺失又分为暂时失忆和永久失忆，亦可依遗忘类型分成两种形式：顺行性失忆症(Anterograde Amnesia)和逆行性失忆症(Retrograde Amnesia)。逆行性失忆症的患者失去了回忆及追溯既往资讯的能力。此疾病的严重程度因病例而有所差异，有些逆行性失忆症的患者仅失去一部分的记忆，有些则可能失去几十年的记忆;顺行性失忆症则是指短期记忆无法转变为长期记忆的现象，此类患者的记忆无法维持。张艺谋根据严歌苓作品《陆犯焉识》改拍的电影《归来》和日本著名作家小川洋子作品《博士热爱的算式》都是由记忆引发的故事。按上面的定义《归来》中描写的应该属于逆行性失忆症，而《博士热爱的算式》则应属于顺时性失忆症。

　　《归来》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陆焉识是出国留学回来的教授，毕业回国后的陆焉识因文化大革命而沦为劳改犯。他在劳改第17年时逃跑去见妻子冯婉喻，此时他们的女儿是歌舞团芭蕾舞演员，马上有机会成为一部剧的女主角，当撞到逃跑回来找她们母女俩的父亲后，她竟然大义灭亲，将父母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偷偷报告了公安，想借此得到她一心想要的女主角位置。可是就是因为在抓捕父亲过程中母亲受了极大的刺激，患上了严重的心因性失忆症。她经常会忘记身边的许多事，因此女儿在家里贴了许多纸条来提醒母亲，但由于母亲无法原谅女儿的背叛，坚决不让女儿回来跟自己一起住。多年后父亲回到家中面对的是患心因性失忆症而认不出他的妻子和对他爱怨纠结的女儿，这对苦命的夫妻再次面临人生重大考验。

　　父亲尝试了多种办法也无法唤醒妻子的记忆，母亲永远把他当作一个陌生人。每次他找各种理由去妻子那里，两人都要从陌生人开始重新交往。后来他甘愿默默陪伴无法相认的妻子，一起走到老。通过父亲的努力原本破裂的父女母女关系又得以重新恢复，母亲又有了生活下去的希望，那就是去迎接父亲的归来。可让我们心痛的是每次在父亲的陪伴下去车站接丈夫的妻子都失望而归，但她依旧坚持去接，永远接下去。

　　《博士热爱的算式》也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的故事。一次交通意外，令天才数学博士只剩下80分钟的记忆，时间一到，所有回忆自动归零，一切重新开始。他的生活离不开数字，他总会以数字代替语言，以独特的风格和别人交流。他身上到处都是以夹子夹着的纸条，用来填补那只有80分钟的记忆。这次，新雇来的保姆杏子是一个带着10岁儿子的寡妇。她的到来给自己、孩子和博士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对杏子来说，每天去博士那儿上班都要从零开始与博士进行自我介绍。

　　我直到辞去博士家的家政妇每天早上在大门口都会跟博士重复着相同的关于数字的对话。对于只拥有80分钟记忆的博士而言，出现在大门口的我一直是第一次见面的家政妇。[2]

　　博士十分喜爱杏子的儿子，并称呼他作“根号”，因为根号能容纳所有人和事，他让母子俩认识数学算式内美丽的世界。正因为只有短短80分钟的记忆，三人相处的每一刻都显得弥足珍贵。

　　博士有着痛苦的过去，博士在10年前的一次篝火晚会后因交通事故而失去了记忆，他的记忆只能持续80分钟。周而复始。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但是在博士的记忆里，只记得10年前的事情。而那段和他的嫂子的刻骨铭心的不伦之恋却永远消失在记忆当中。“根号”和妈妈在和博士的不断接触中产生了深厚的友情。数字是他们交流的主要工具，通过数字他们相识相知，一道拥抱生活。在根号的记忆中和博士一起生活的那段时光令他终生难忘。

　　两个故事中记忆被无限放大，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记忆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归来》中记忆成为了一堵厚厚的墙阻断了夫妻相认，但这对苦命的夫妻的心是相连的，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拦他们。“文革”那段残酷岁月在电影中并没有被着重描写，受伤的记忆就是对那段时光最强烈的控诉和批判。而短短80分钟的连贯记忆其实拯救了《博士热爱的算式》中的博士，博士因为失去记忆，他可以无视痛苦的过去，永远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永远可以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生活当中，不管这个生活是不是支离破碎，因为他的心永远是纯净和完整的。

　　两部作品都是关于爱情的故事，都描述了一个悲恋故事。记忆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失忆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近在咫尺却如远隔天涯。《博士热爱的算式》中博士在经历了那场交通事故后，失去了完整的记忆，而且记忆永远停留在发生事故的前一天。他的内心永远是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可是岁月不留情，嫂子已经老去，她无法面对博士而只能躲起来，默默为他奉献。《归来》中的父亲和母亲这对苦命人也是一样，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后没有等到苦尽甘来，反而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认。失忆成为了对过去那段历史的无声的控诉。然而父亲没有灰心和绝望，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赎罪和延续他们之间的爱。

　　2. 灾难记忆。

　　在漫长的文学长河中关于战争、自然灾害的文学及影视文本有许多，例如《温故一九四二》《唐山大地震》《神灵2011》等。其中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根据张翎的作品《余震》改编)和川上弘美的短篇《神灵2011》都是与地震灾害有关且都通过个人化记忆来描述灾难。

　　川上弘美的《神灵2011》是3·11震灾后日本最早发表的反映福岛核事故的短篇小说。《神灵2011》是川上弘美对自己的旧作——《神灵》的改写。旧作《神灵》,通过幻想式的手法描写了对传统的人际交往、交流沟通方式的向往和现代人的冷漠。而改写后的《神灵2011》重点书写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常生活的改变和对不变的美好东西的再确认和向往。平淡的语言中暗藏着愤怒和悲伤。这部小说作为“后福岛时代”的文学作品极具实验性，开启了日本作家书写后福岛时代的先河。该作品以主人公和熊散步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来描写被改变后的新的日常化生活。

　　初春，曾去河边看过野鸭，在热天带着盒饭去还是第一次。(《神灵》)[3]

　　初春，曾为了看野鸭，穿着防辐射服去过河边。在热天穿着普通的服装，露着皮肤并带着盒饭过来是从“那件事”以来的第一次。(《神灵2011》)

　　上面引用中的“那件事”指的是福岛核事故。由于核事故的发生这里人们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那件事已经过了好几年了，这个地方一直不允许人进入，地面因地震而形成的裂缝依然清晰可见。”[4]

　　不变的是野鸭依旧来光顾、河里的鱼儿依旧悠闲自得;熊依旧和过去一样生活，爱与人打招呼、懂礼貌、充满亲和力。“熊平时应该很少洗澡，身上的放射量或许会很高，但既然已经选择在这里生活，这些事我根本不在意。”[5]

　　生活在这里的主人公“我”也是一样，与熊形成了纽带关系，和谐相处共渡难关。

　　《唐山大地震》同样描写了地震对当地居民生活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刻骨铭心的、带着血和泪的。原本是实实在在的家由于那23秒而突然轰塌。这种灾难式描述与《神灵2011》中的平淡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事中姐姐遭遇了双重打击，失去了家人，同时母亲在关键时刻让人先救弟弟的话深深地伤害了她，让她认为母亲是世界上最冷酷无情的人。32年后，又一场灾难的到来让姐弟俩重逢。留给姐姐的创伤记忆死灰复燃，大爱和亲情成为了治愈创伤的良药。

　　故事中关于记忆的细节描写十分动人，电影开头部分的西红柿成为了点睛之笔。两姐弟在睡觉前都想吃西红柿，而妈妈给了身体较弱的弟弟，并向姐姐保证第二天一定给她买。就这样，“西红柿”成了妈妈和女儿心中共同的伤痕，母女俩带着这个心结走过了32年，直到再一次见面。因此，在影片结尾处，姐姐在32年后重新回到家中，母亲那颤抖的手里端出来的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西红柿。

　　两次地震的对接也成了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经历过大劫难的人最清楚正在遭受痛苦的人最需要什么，他们由共同的灾难记忆牵领着走到了一起，共同为他人奉献自己的一点点光和热。人间大爱在这里被无限放大，情感纠结在这里变得十分渺小而不值得一提。

　　灾难给人们带来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记忆，生活环境的彻底改变让人们一时间无所适从。受过伤害的人们陪伴着这些记忆艰难地活着。而支撑他们的是他人的陪伴和相互信赖。无论是灾难叙事还是平淡叙事，记忆的力量在这里都被发挥到了极致，熊的出现是一个暗示，暗示新的时代的到来。

　　在《神灵》《神灵2011》两部作品的结尾，熊这样说道：“今天真的非常快乐，感觉像是去了很远地方旅行回来。希望熊的神灵能够保佑你。”熊的神灵到底是什么，川上弘美在《神灵2011》后记中这样写道：“万物皆有神并不是我打心底里有的信仰，冬日里为了节约用电而关掉空调的早上，透过窗户泼洒进来的阳光着实让人觉得暖和，人们不由得发出‘这温暖阳光就是老天爷!’如此这般感慨。其实日本人早在古代就时常有过这样的感觉。”[6]因此可以推断出熊是作者对过去文化和记忆的向往，熊的神灵就是唤醒美好记忆的信仰。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际关系和对传统记忆的再确认。

　　3. 边缘记忆。

　　借用程德陪评论莫言的文章标题，可以把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文学世界称之为“被记忆缠绕的世界”。[7]故乡儿时的记忆成为了两位作家文学创作的源泉。故乡本身也成为了两位作家坚实的文学根据地。当然这个故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实实在在存在的故乡。两位作家从初期的作品开始基于记忆与想象力编织出了绚丽多彩的奇特文学王国。借助这个文学王国开始了他们的“农村包围城市”战争。

　　大江健三郎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无疑是关于记忆的经典之作。主人公蜜三郎的弟弟鹰四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在故乡山谷村庄导演了一场现代版的暴动。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篇用存在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主人公蜜三郎的友人以一种怪诞、令人不安的方式自杀而亡。蜜三郎夫妻婚后生下的畸形儿给他们的生活投下阴影，各自陷入绝望境地。妻子终日酗酒，醉生梦死;丈夫时常做出怪异的举动，不能自拔(将自己关在自己挖的洞穴里拼命地用手指抠墙)。而蜜三郎的弟弟鹰四则将充沛的精力宣泄到一场场充满暴力的活动之中。他先是鼓动反对日美安全协定的学潮，学生运动失败后，又怂恿兄嫂来到祖辈生活的山谷山庄来居住。他们故乡的名字叫“根所”。在那里鹰四模仿100年前的万延元年时期农民起义的方式，掀起现代版的“暴动”，最后在暴动的高潮(山谷祖先崇拜祭奠活动)之中开枪自杀。

　　该小说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山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与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描写出了怪诞离奇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为了实现自己的暴动计划，鹰四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和关于被朝鲜人杀害的哥哥的记忆进行了看似随意性很强的解读。这和懦弱冷静的哥哥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里揭示出关于一个个具体事件的记忆由于立场和人生经历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对历史的解读方式和结论。

　　例如，关于100年前家族中的曾祖父兄弟俩在当时的农民起义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农民起义失败后曾祖父弟弟是变节屈服还是抗争到底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作品中哥哥蜜三郎介绍了当时主流的论断：

　　曾祖父杀了他弟弟平息了村里的大动乱，而且还吃了弟弟腿上的一片肉。他这样做是为了向藩里当官的证明自己与弟弟引起的动乱无关，鹰四用非常胆怯的声音反复讲着听来的这件事。

　　对那次事件我自己也知道得不很确切。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好像村里的大人们谁都避讳谈那件事，我们一家也尽量回避曾祖父们的丑闻。但是为了使弟弟从胆怯中回复过来，我还是悄悄地对他讲了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曾祖父在动乱后帮助弟弟穿过森林向高知方向逃去了。弟弟渡海到东京改名换姓成了大人物。明治维新前后给曾祖父寄来几封信。曾祖父一直对这件事保持沉默，所以大家就编造了一个你听到那样的传闻。[8]

　　与此同时关于事件真相的探索脚步没有停止，最终历史和记忆的真相大白。鹰四主导的这场“想象力暴动”虽然看似滑稽，但家族祖先们在紧要关头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承担了自己应承担的那份责任，这一沉重的史实让蜜三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开始由旁观者转向行动者，尝试走出自己设置的藩篱。

　　故事中有两对时间点需要被记住，1860和1960、1868和1968。1860年是根所家族领导暴动之年，1960年是安保运动之年，而1868是明治时代开启之年，1968是明治维新百年。当时在日本政府主导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大江健三郎在《记忆与想象力》一文中说：“对于这种随心所欲来记忆的人来说，当然时间越久远对他们越有利。对于昨天的记忆假如说了违背事实的话肯定会遭到质疑，要想说服对方可不那么容易。与此相比，10年前的事根据自己的记忆随意去说可就容易得多。21年或者100年那就更容易了。因此明治时代尤其是前半部的国民记忆被歪曲得十分厉害。……关于对过去的记忆的难点在战争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21年前的败战日本民众是受害者，但也是加害者，这一点要想被记忆下来是不容易的”。[9]

　　大江认为明治后的100年间，日本留下了许多负面的遗产应该被后人记住，而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人为地遗忘。大江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作品中通过描述边缘记忆勇敢地向中心记忆发起了挑战。

　　莫言笔下写了许多关于边缘记忆的作品。何怀宏认为莫言描写的边缘记忆分成三种：一是亲身经历;二是亲耳听到;三是传闻。[10]而他最拿手的还是集中在他亲闻和亲历的历史时段，这主要是下层人物的活生生的历史，是各种各样充满生命力的乡民饱受摧残的历史。莫言投入了深深的情感抒写了乡民们如何面对那些给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的东西——战争、饥馑和激烈的政治运动。其作品鲜明地展示了普通中国人是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灾难的，从而不仅展示出一种深深植于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同时也展现出一种希冀精彩人生和丰富感情的普遍人性。个体化的记忆和经验成为了作品的核心。

　　莫言的《生死疲劳》也是一部关于记忆和历史的作品。记忆和历史交织在一起，构筑成了小说的骨架。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一世为人……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地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主人公西门闹虽然作为一个人已经死了但还是执拗地不肯喝孟婆汤并努力要在其后的多次畜界轮回中保持记忆，直到以一孱弱的“蓝千岁”的人身重返人间重述历史。作品是以记忆和现实相互交织的形式而展开的。“站在母驴后边那个满脸喜气的男人，是我的长工蓝脸。记忆中他还是个瘦弱的青年，想不到在我死后这短暂的两年里，竟出落成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11]“哈哈，生下来了!”他大声喊叫着，俯下身来，伸出两只大手，将我扶持起来。我感到无比的羞耻和愤怒，努力吼叫着：“我不是驴!我是人!我是西门闹!”[12]

　　《生死疲劳》这部作品中还融入了许多作家莫言的自传记忆，但它又在标明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年代等方面故意“造假”。而西门闹在畜生道轮回的动物视角，以及小说中不断插入的莫言的文学片段，通过这种多元化的不可靠叙述的方式不断制造着记忆之间的矛盾冲突、噪音和杂音。

　　莫言那小子写我咬伤了洪泰岳后，继续在高密东北乡流窜作案，祸害农民的耕牛，并说很长一段时间里，老百姓都不敢拉“野屎”，生怕被拖肠而死。如前所述，这是他胡编乱造。事实的真相是，我一时迷糊咬残洪泰岳后，便连夜赶回了吴家嘴沙洲。几头母猪腻上来，我厌烦地把它们拱到了一边。我预感到这事情不会就此罢休，便去找刁小三商量对策。[13]

　　从《红高粱》开始的反主流边缘化叙事在《生死疲劳》这里达到了极致，边缘记忆取代了中心记忆;边缘历史取代了正史，让我们对那段历史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有了一层更深的记忆和了解。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边缘记忆为核心的这两部作品都是与历史和地缘世界有着密切关系，地缘与历史记忆相融合，摆脱了正史的束缚，从而还原了野史的力量。另外记忆的复杂化、噪音化也是这两部作品的一大特点，它能唤起读者对历史和记忆的清醒认识。所谓事实可能并不存在，但追寻事实的脚步不能停下来。

三

      文学作品离不开记忆，因为它要记录时代的变迁和人的内心世界。正如洪治纲所说：“文学之所以要面向历史，面向人类共同的集体记忆，不断地重述过去、追问存在，并不仅仅是因为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和文化的存在，还因为文学本身作为人类重要的精神产物，同样承担了人类文化的建构功能，承担了人类精神史和心灵史的重铸功能”。[14]中国和日本的当代作家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将记忆作为文学创作的内核，围绕记忆他们编织着精彩纷呈的文学世界，不断推出反映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本文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国外文艺评价机制调查研究”课题(CLACA-2015-011)成果

注释：

　[1]　余华：《文学：想象、记忆与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

　　[2]　小川洋子：《博士の愛した数式》，新潮文庫，1996年12月，第14页。(本文中川上弘美和小川洋子作品的中文译文均为作者翻译)

　　[3]　川上弘美：《神様》，《群像》2011年6月，第109页。

　　[4]　同上，第104页。

　　[5]　同上，第108页。

　　[6]　川上弘美：《神様2011》あとがき《群像》，2011年6月，第113页。

　　[7]　1986年4月《上海文学》刊登了程德培的“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这篇文章。

　　[8]　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football》，邱雅芬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9]　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同時代論集3》，岩波書店，1981年，第13页。

　　[10]　何怀宏：《活下去，但要被记住》，《东吴学术》2014年第六期，第65页。

　　[11]　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9页。

　　[12]　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3]　同上，第350页。

　　[14]　余华：《文学：想象、记忆与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